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6年9月6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进行视察活动，提高视察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是依法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职务的重要活动，也是代表对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本市各级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依法进行视察活动。
第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在每次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应当在适当时间统一安排或者委托区、县人大常委会安排代表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重大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以及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视察。统一安排视察的时间一般为三天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就本市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组织代表进行视察。
第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视察，应当制定视察方案，经主任会议同意后组织实施。
驻京部队代表的视察活动，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有关部门负责组织。
视察结束时，市或者区、县有关负责人应当听取代表的意见。
第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和工作计划可以组织代表进行专题视察。
区、县人大常委会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可以组织市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视察。
组织专题视察，应当请熟悉情况的代表参加，必要时由有关主管机关、执法部门配合进行。视察结束后，视察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写出专题视察报告。
第六条 代表小组视察，一般每年进行2至3次，视察的内容、时间及单位由代表小组组长同所在区、县人大常委会研究安排。
第七条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单独或者几位代表联合就地进行视察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建议代表就某一问题持代表证进行视察。
第八条 组织代表视察，应当选择好、中、差不同类型的单位。视察要轻车简从，俭朴节约。
第九条 代表应当积极参加视察活动。代表接到通知后因故不能参加时，应当请假。
第十条 代表参加视察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学习和宣传与视察内容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联系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情况，采取走访、座谈等方式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要求。
代表视察时，可以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第十一条 本市国家机关和组织，在接待代表视察时，有关负责人应当向代表如实汇报情况，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对代表提出的应当由本地区、本单位处理的问题，有关负责人应当当场答复代表；需要事后研究处理的问题，由有关单位研究处理并在一个月内答复
代表。
第十二条 代表在视察中提出的需要由市级国家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的问题，可以由代表填写建议、批评和意见专用纸，交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部门，按照《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的规定研究处理。
第十三条 代表的视察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由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按照标准支付。
第十四条 代表所在单位应当支持代表参加视察活动。对代表参加视察的时间必须给予保障，所占用的工作时间，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第十五条 对拒绝或者阻碍代表依法进行视察活动以及对提出批评或者反映问题的代表进行威胁或者打击报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本市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视察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草案）》的说明

1996年9月4日在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代表联络室主任 段天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托，作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草案）》的说明。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代表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是法律赋予代表的一项职权，也是代表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目前代
表视察已成为代表在闭会期间经常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为了提高视察质量，市人大代表建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实际工作也需要将视察工作规范化。
我们从1995年6月组成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法制室和市政府办公厅等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起草小组，着手这个办法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召开了各种座谈会10多次，草拟了本办法草案，于1995年8月和1996年4月先后将办法（
征求意见稿）印发给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小组长、100多名市人大代表、30多个市级有关机关接待视察单位以及各区、县人大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室、厅征求意见；起草过程中参考了兄弟省、市的视察办法，并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负责同志的指导
。在汇总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修改七易其稿，形成了本次会议审议的办法草案。现就办法草案中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在代表法及本市制定的实施代表法办法中对代表视察方面已经作了具体规定的，本办法草案尽量避免重复，仅就需要进一步具体化的若干问题，结合本市实际情况作出规定。
本办法草案共十六条，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制定视察办法的目的、依据及代表视察的法律地位，即第一条和第二条；二是视察的具体规定，即第三条至第十一条，包括代表视察的形式、内容、组织工作和对代表的要求及代表在视察中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研究处理等；三是
视察的保障，即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分别对接待单位、代表所在单位提出了要求，对代表的视察经费作了规定，对拒绝或者阻碍代表视察的规定了处理办法；四是规定了本市各区、县人大代表的视察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以及本办法的生效时间，即第十五条至十六条。

二、关于代表视察的形式和组织工作
本办法草案根据本市代表开展视察活动的实际情况，将代表视察的主要形式归纳为四种：市人大常委会及其委托区、县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及区、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题视察；代表小组的视察；代表持代表证进行的视察。
市人大常委会及其委托区、县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视察，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进行，为代表在大会上行使代表各项职权作必要的准备，对开好代表大会有重要意义。办法草案在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了这种视察的内容和组织方法。该项视察的面比较宽，了解的情况较全面，所需时间应
当多一些。办法草案第三条规定了这种视察的时间不少于3天。这一条还规定了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就本市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组织代表进行视察。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及区、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题视察，这种视察可以发挥代表的行业特点，带有调研性，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情况，并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有一定深度的专题视察报告，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办法草案第五条对这种视察作了规定。
代表小组是按照代表法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的。本届市人大代表组成了36个代表小组。代表小组的活动是代表工作的基础，体现了集体行为，群策群力，为民办好事办实事，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代表小组视察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经常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可以克服代表个
人活动人单力薄和代表人数过多带来的诸多不便。小组视察活动一般由代表小组组长同所在区、县人大常委会研究安排。办法草案第六条对此作了规定。近几年来，代表小组的视察活动一般每年进行三、四次。所以办法草案规定代表小组的视察一般每季进行一次。
代表持代表证视察，一般是代表利用业余时间就地进行的视察，这种活动灵活机动，简便易行，便于发现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及时反映民情民意。办法草案第七条对这种视察作了规定。这一条还规定了市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可以建议代表就某一问题持代表证进行视察
。
三、关于代表参加视察应注意的问题
代表视察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也是代表应当履行的职责，代表应当积极参加视察活动。为了促进代表视察工作，提高视察工作的水平，保证代表执行职务的实际效果，代表参加视察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学习和宣传与视察内容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联系人民
群众，深入了解情况，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办法草案第九条对此作了规定。
一些代表提出要求对代表参加视察活动作出具体的规范，考虑到绝大多数代表是兼职的，本职工作比较繁忙，即使制定了具体规定，也很难做到。从实际出发，办法草案规定了对有组织的视察，代表因故不能参加，应当请假。
代表视察时，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办法草案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了代表视察时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处理办法。

四、关于代表参加视察活动的保障问题
代表视察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重要活动，保障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代表视察的质量和效果。对有组织的视察，要特别注意视察内容的安排和单位的选择。确定被视察单位，既要考虑好、中、差相结合，又要有代表性，以便代表全面了解情况。
接待视察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作好安排。办法草案第十条作了规定。接待单位的负责人要向代表如实汇报情况，既讲成绩，又讲问题，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要为代表现场察看，联系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创造条件。
代表所在单位应当支持代表参加视察活动。目前还存在着有些代表因参加代表活动收入受到影响的问题，因此办法草案第十三条规定了对代表参加视察所占用的工作时间，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这里的其他待遇应当包括奖金及各种补贴等。
物质保证是代表视察活动正常开展的条件。办法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代表视察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以用于视察活动。
对于代表进行视察活动受到阻碍或者拒绝等的处理问题，办法草案第十四条作了规定。
根据各区、县人大常委会的建议，办法草案第十五条规定本市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视察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办法草案已印发各位委员，请予审议。

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草案）》修改的说明

1996年9月6日在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代表联络室主任 段天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9月4日的常委会会议对《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审议过程中，有15位委员和代表提出了26条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办法草案做了13处修改，并经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现将主要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修改的部分
1．关于第二条，有的委员提出代表视察既是代表执行职务，也是代表履行职责。我们采纳了这条意见，将第2条“是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重要活动”改为“是依法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职务的重要活动”。
2．关于第三条，有的委员提出，统一安排的视察时间应考虑到季节和行业的特点，不要都集中在年底视察。我们采纳了这条意见，改为“应当在适当时间统一安排”。
关于统一安排视察的时间“不少于三天”的规定，有些委员提出了修改建议。经研究认为，由于代表大会会前的视察内容较多，对开好代表大会有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实际情况，现修改为“统一安排视察的时间一般为三天”。
3．关于第四条中，驻京部队代表的视察活动这一款，根据委员的建议，现修改为“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有关部门负责组织。”
4．关于第五条，根据代表的意见和总结以往视察的经验，组织专题视察与行政执法和现场办公等形式结合进行，效果很好。根据委员和代表建议，我们在这一条补充了“必要时由有关主管机关、执法部门配合进行。”
根据委员的意见，我们在这一条进一步明确了“视察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写出专题视察报告。”
5．关于第六条，根据委员和代表的意见，将代表小组视察“一般每季度进行一次”，改为“一般每年进行2至3次”。
6．有几位委员提出视察中，不但要看好的单位，也要看差的单位，以及视察中有时陪同人员过多，用餐标准偏高，影响不好。这些意见很重要，但这一问题在本办法中又不宜规定得过细，所以我们专门增加了一条，即“组织代表视察，应当选择好、中、差不同类型的单位。视察要轻
车简从，俭朴节约。”作为第八条。
7．关于第十条，有的委员提出视察应采取多种形式更广泛地接触群众，深入了解情况，为此我们在这一条增加了“采取走访、座谈等方式”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要求。

8．关于第十一条，有几位委员提出，在视察中代表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被视察单位应该限期给予答复。根据委员的意见，我们将这一条修改为“需要事后研究处理的问题，由有关单位研究处理并在一个月内答复代表。”
9．我们还对办法草案中的个别文字作了修改，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了。
二、有的委员和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代表法和本市的实施办法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代表建议增加在代表视察中可以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的条款。我们认为关于这一问题在本市的代表法实施办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代表不仅在视察中可以约见，平时也可以
约见，实施办法规定的范围更为广泛，所以不再重复写入视察办法。有的委员提出代表视察的个人安全保障及对代表进行打击报复行为的惩处问题，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处理。”代表法第三十九条第3款和
第4款规定“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
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有的委员和代表提出一些如视察通知应当主题明确、内容详细，小组视察应加强计划性及提高领导干部参加视察的出勤率等问题。这些意见很好，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加以研究改进。
修改后的办法草案修改稿共十七条，已发给各位委员，请予审议。



1996年9月6日
从刑法谦抑精神看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应做狭义解释

李居鹏


案情简介

　　被告人黄某某与被害人章某某原认识，2006年6月29日被告人黄某某借口说自己母亲生病，章某某表示去看望。当晚23时许，被告人黄某某在送章某某回家途中，行至溱东镇周黄村到卢庄的土圩上时，不顾章的反抗，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后章某某于6月30日清晨3时到江苏省姜堰市公安局报案，姜堰市公安局经被害人辩认、勘查犯罪地后，次日将强奸案移送东台市公安局侦查，东台市公安局于7月5日立案并找被害人章某某谈话，但未找到被告人，也未对被告人黄某某上网追逃。
　　2006年7月9日晨，被告人黄某某伙同他人在江苏省兴化市盗窃摩托车一辆，在泰州销赃该车时，被江苏省泰州市公安机关抓获，因其所涉嫌盗窃的犯罪地在兴化市，泰州公安机关将该盗窃案移送至兴化市公安机关。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盗窃罪于2006年7月25日在兴化市看守所羁押期间，主动交待了本案强奸的事实。兴化市公安局于8月2日将盗窃案移送东台市公安局侦查，东台市公安局于当日立案，并对被告人黄某某以盗窃罪和强奸罪采取强制措施。

审判结果

　　东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某某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强奸罪；被告人黄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盗窃罪，应依法予以科刑惩处。但被告人黄某某在因涉嫌盗窃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主动交待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强奸罪的犯罪事实，故其强奸罪应以自首论，依法对其强奸罪从轻判罚。被告人黄某某犯数罪，依法对其实行数罪并罚。判决如下：
　　被告人黄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44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440元。
　　一审宣判后，在法定的期限内，被告人黄某某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理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是：在跨地区犯罪中，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向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交待其尚未掌握但已被其他公安机关掌握的不同种犯罪事实，对该犯罪事实能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刑法的谦抑精神入手，可以得出本案被告人对强奸罪构成自首的结论。

一、刑法谦抑精神概述

　　所谓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精神，又称刑法的谦抑性、节俭性、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换言之，从犯罪认定角度而言，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从刑罚处罚角度而言，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最先提出与谦抑这个概念意思相近的概念的是伟大的功利主义者边沁。边沁在其名著《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一书中就非常强调刑法的节俭性，他说“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须。所有超过于此的刑罚不仅是过分的恶，而且会制造大量阻碍公正目标实现的坎坷。”
　　“刑法的谦抑性”用语最早见于日本学者的法学著作。大正年代宫本英修博士在其所著的《刑法纲要》以及随后的《刑法学粹》一书他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宫本英修提出刑罚不是斗争的手段而是社会调和的手段，从而第一次独创性地提出了刑法的“谦抑主义”，并将之提升为刑法的根本思想，“如欲对违法行为发动刑罚，刑法不宜对之采取不逊的态度”，刑法谦抑主义应视为刑法的“根本主义”。此外，关于刑法的谦抑性，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教授指出它有以下三个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其中的不完整性，是指刑法不介入公民生活的各个角落。”
　　“谦抑”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中国大陆刑法学著作中，大概是甘雨沛和何鹏老先生合著的《外国刑法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此后，中国大陆很多学者即引用“谦抑”的用语，并将其与公正、人道一起作为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之一 。

二、刑法谦抑精神的表现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科学，因此刑法的谦抑性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和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
　　犯罪认定上的谦抑性的基本含义包括：在对被控行为存在合理怀疑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被控行为在有罪和无罪之间时，应当宣告无罪；当事实在重罪和轻罪之间时，应认定为轻罪；无法确信某一犯罪事实是否已超过追诉时效时，应认定已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等等。
　　刑罚处罚上的谦抑性基本含义包括：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就不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的适用是根据犯罪人所触犯的罪名、犯罪的手段，主观恶性等量刑要素来确定的，因此对于自首、立功等量刑要素，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就应当作宽泛的解释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也有人认为，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帝王原则，刑法谦抑精神与之相悖，认为刑法已经对定罪和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这所谓的刑法谦抑精神会损害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笔者认为，刑法谦抑精神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并行不悖的，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内涵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精神是相互沟通与调剂的。刑法谦抑精神包含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社会生活中的犯罪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刑法不可能把全部的犯罪都囊括在现有的条条框框内，这就需要刑法具有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从而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一方面要求刑事处罚有必要和合理的根据,禁止处罚不正当和无必要处罚的行为。另一方面就相对化而言,就是实现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的结合。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适用刑法具体的定罪、量刑规定乃当然之理，然而许多案件的事实并不是清晰的，甚至说模棱两可的，这时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没有适用的条件，可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那么只有适用刑法谦抑精神来推定案件的事实。所以说，谦抑精神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二者是不矛盾的。

三、刑法关于余罪自首的规定本身就体现了刑法谦抑精神
　　首先，自首制度在立法本质上就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首先自首有体现法律公正，做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有自首的表现说明罪犯的主观罪过较之未自首者轻，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其次自首有改造罪犯的作用，自首制度是对罪犯自首行为的肯定，使罪犯内心产生变化，感到法律的公正，感到不同行为有不同的待遇，从而达到改造目的；再次，自首制度还有对广大罪犯的昭示作用，促使未自首罪犯归案，使其知晓有自首行为的益处，从而产生趋向作用；最后，自首制度的实际效果可以起到降低司法成本作用。因此，自首制度在立法本质上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
　　其次，余罪自首是自首的特殊形式，其必然会体现自首的立法本质，也必然会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这就是刑法对余罪自首又称特殊自首或准自首的规定，与一般自首相比，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不要求具备自动投案的要件，但对成立自首的主体则有较为严格的界定，对所供述的罪行也限制在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余罪自首的认定，要结合被告人供述行为的主动性、供述内容的真实性作综合评判。具体说，构成余罪自首必须符合以下构成要件：1、适用对象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2、供述的罪行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罪行；3、主动供述的必须是本人的其他罪行。
　　由上述规定可见，立法通过对余罪自首者以自首论的规定，对余罪自首者规定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样一来，对犯罪嫌疑人来说，余罪自首就是对其希望能从轻或减轻刑罚期待的一种的诱惑，而且只要刑罚能公正、合理运作，那么其从轻或减轻处理的期待就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实现，就会极大地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从而达到以最少的人力投入、少量的物力消耗获取较佳的刑罚之社会效益。此即刑法谦抑精神的体现。

四、对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作狭义理解符合刑法谦抑精神
　　结合本案例，关键在于界定对“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中的“司法机关”是作狭义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和对“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理解和把握。
　　“司法机关”一般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但法律对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外延规定不够明确，如何理解刑法第67条第2款“司法机关”的范围，有多种观点，本案在审判过程中即存在两种处理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被害人报案后，姜堰市公安局在初查后，已确定被告人黄某某即为犯罪嫌疑人，后因管辖需要移送至东台市公安局。东台市公安局于2006年7月5日已对强奸案立案侦查,虽然兴化市公安局没有掌握被告人强奸的犯罪事实,但东台市公安局已掌握其强奸的犯罪事实，只是未找到被告人黄某某,应认定为司法机关已掌握其犯罪事实，故不能认定为自首。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被害人已报案，东台市公安局对强奸案也已立案，但未对被告人上网追逃。从兴化市公安局的讯问笔录来看，兴化公安机关实际上并没有掌握被告人强奸的犯罪事实，被告人黄某某在不知被害人已报案的情况下，于2006年7月25日在兴化市看守所主动交待了强奸罪的事实，从被告人交待的主观上的主动性来看，应认定为自首。
　　笔者认为，根据刑法典和刑法解释对自首的立法宗旨，结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对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作狭义的理解更符合现代立法精神。

1、本案司法机关做狭义理解，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这符合刑法谦抑精神中尽可能少刑、慎刑的价值追求。
　　刑罚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另一表现形式，保障（保护）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依据。国家权力一旦从公民权利中分离出去，二者就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刑罚权设置的初始，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防止其受到来自另一公民的不法侵害，一旦赋予了国家，即表现为对国家的一种限制：国家仅能在此范围内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是公民的自由。因此，刑法的第一要务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其次才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这一点表现在刑法机能上，就是保障机能是第一位的，保护机能是第二位的；表现在刑法性质的定位上，就是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法的此种性质定位，彰显为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的谦抑性，它要求刑法是紧缩的、经济的、补充的，刑罚之网不能过于扩张，若仅凭主观恶性或客观危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形成侵犯人权的状态。
　　因此，为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在刑罚处罚上的就应体现如下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就不适用较重的刑罚。刑罚的适用是根据犯罪人所触犯的罪名、犯罪的手段，主观恶性等量刑要素来确定的，因此对于自首、立功等量刑要素，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就应当作宽泛的解释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而本案对余罪自首中的司法机关作狭义的理解更有利于被告人，故应做狭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