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舟政发[2001]118号

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舟山市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部门、各单位：
《舟山市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ΟΟ一年十月九日



舟山市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切实加强退伍军人接收安置工作，保障城镇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中华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安置暂行办法》和国务院、中央军委及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的城镇退役士兵的安置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有按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责任和义务。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政府下达的安置任务。
第四条 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坚持政府指令性安置与扶持就业相结合，政策扶持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办法，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退役士兵安置保障体系，把自谋职业和到各类所有制企业就业作为安置的主渠道。

第二章 安置对象
第五条 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对象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下列人员：
（一）服现役期满退出现役的城镇居民义务兵；
（二）转业士官服现役满十年以上或未满十年但入伍前是城镇户籍的复员士官；
（三）入伍前虽为农业户籍，但服役期间荣获大军区以上荣誉称号和荣立二等功、参战三等功及服现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被评为二等、三等的革命伤残军人。

第三章 安 置
第六条 设立城镇退役士兵安置保障金。保障金来源：兵役义务费统筹金、安置任务有偿转移金、财政拨款、社会各界赞助及捐赠。保障金由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第七条 安置保障金主要用于自谋职业退役士兵的经济补偿；退伍军人上岗前培训及管理；部分接收单位的安置补偿；超额承担指令性安置任务单位的奖励及城镇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的生活补助和医疗补助等。
第八条 安置机构要准确掌握当年城镇退役士兵总量，本市范围内各用人单位劳动力需求情况及企业经济效益、发展趋势等情况，保证政府安置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第九条 实行部分企业单位有偿安置退役士兵的办法。对接收安置任务的私营企业，每安置一名城镇退役士兵，由政府从安置保障金中拨付1万元安置补偿金（双向选择除外）。退役士兵安置上岗后，用人单位要与退役士兵签订一年以上的用工合同。
第十条 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到用工单位后，其待遇按本单位“同工种、同岗位、同工龄”职工的工资福利标准确定。用工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为其办理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险，其军龄视为所在单位连续工龄和养老、失业保险投保年限。对退役士兵报考国家公务员、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优先。
第十一条 实行安置任务有偿转移。个别难以落实政府指令性分配任务的政府部门或单位，经政府批准，可向安置机构交纳每人5万元的转移金，对于连续二年及以上要求有偿转移安置任务的政府部门或单位，有偿转移金加倍交纳。

第四章 自谋职业
第十二条 凡自愿要求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应在政府安置计划下达前，向安置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经安置机构审核批准后，与安置部门签订自谋职业协议书并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金。
第十三条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安置补偿金发放标准：城镇退伍义务兵，按服役两年为基数起算，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为3万元，延长服役期每增加一年军龄加0.1万元。专业士官，按服役10年为基数起算，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为5万元，延长服役期每增加一年加0.1万元。不满10年，但符合转业条件的，在基数标准上每年递减0.1万元。不符合转业条件的按义务兵标准计算。革命伤残军人一次性安置补偿金可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加1万元。
第十四条 凡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凭安置机构证明，优先给予办理营业执照，并在一年内免缴工商管理费，第二年减半收取。并可以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43号）文件的有关政策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即：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的城镇退役士兵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对取得的经营所得和劳动报酬所得，从事个体经营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从事独立劳动服务的自持有效证明在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之日起，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上述两项需在第一年免税期满后由县以上主管税务机关就免税主体及范围按规定逐年审核，符合条件的，才可继续免征1至2年）；城镇维护建设税及教育附加税随营业税一同免征。
第十五条 自谋职业的城镇退伍义务兵，其户籍关系在原入伍所在地申报；转业士官户籍关系可在配偶户籍所在地申报，配偶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可携配偶子女到安置机构所在地落城镇户口；未婚士官户籍关系在安置机构所在地申报。
第十六条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后，其档案由接收地的安置机构在安置工作结束后，交当地劳动管理机构管理。

第五章 奖 惩

第十七条 对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有突出成绩和超计划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和个人，政府予以通报表彰和奖励。对拒绝和完不成政府下达的安置任务的单位及其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责令改正。同时，人事、劳动部门停止办理该单位人事调动和审批用工计划，取消单位评先资格，直至完成接收安置任务为止。在拒收期间，该单位必须按月发放安置对象工资；对拒不履行接收安置义务及拒付安置对象工资的单位，依据《兵役法》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城镇退役士兵回乡后，无正当理由，超过三十天不到当地安置机构报到的，或接到安置工作通知书后超过三个月不到用工单位报到或拒不服从分配的，取消安置资格。
第十九条 对超越权限或滥用职权、违反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有关规定、政策的，要给予有关负责人、当事人以政纪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市政府此前发布的有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一条 各县（区）政府可按本办法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WTO后过渡期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反思

王春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许多承诺，但归结就就两句话，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遵守规则问题。今年12月11日，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四个年头。从2004年１２月１１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的时候，就标志着我国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后过渡期”即将开始。何谓后过渡期？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经过三年适度保护的产业领域将陆续结束过渡期，开始到达“入世”承诺的终极目标。在我国加入WTO三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三年来我国外贸增长年均３０％以上，2004年的贸易规模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亦连年增长，去年高居世界第一，今年预计将突破６００亿美元大关。实践证明，加入ＷＴＯ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这是盲目乐观，实际上，所谓的“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只中国的货物贸易列世界第三，而服务贸易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主要以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
今年的两会期间，“两税并轨”法案没有通过，最快也得2007年。目前，中资实际税负在20%-24%之间，外资企业实际税负10%-13%。这就是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国民待遇”是指一国在经济活动和民事权利方面给予其境内的外国国民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享受的待遇。反对两税并轨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宽需要外资的拉动；二是外商投资可带来技术进步。但是我注意到《2005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披露一个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仅仅将商品产业链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组装放在了中国，他们看重的就是中国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当时国家的“市场换技术”的神话破灭了，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得到技术。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国领导人出国与外国领导人讲的最多的两句话，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在过去的的10年里，我国不仅是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受到最终反倾销措施制裁最多的国家，已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自1979年8月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钠反倾销到2004年9月底，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65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案件594起，反补贴案件2起，保障措施案件58起，特保案件11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中国约191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自该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至2004年6月底，成员方反倾销立案共2537起，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共386起，占总数的15%。到2004年12月底，我国出口产品被其他世贸成员提起的反倾销调查达到412件，占世界总数的15.56%，居世界各国之首。同期，我国出口产品被采取反倾销措施298件，占总数的18.06%。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起码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根据GATT 1994 第六条的规定:倾销是指一国的产品低于正常价值（normal pric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这里的正常价值（normal price）是指，相同产品（like product）在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时的国内销售价格。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使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由于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外国在确定正常价值（Normal Price）时，大多使用了替代国（Substitute Country）的价格；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出口市场单一，主要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与一些国家部分产品可替代性较强，出口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不可避免。同时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出口秩序混乱，低价竞争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引起反倾销诉讼。
除上述原因外，部分出口企业还存在诸如经营行为不规范、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比如，会计账簿不全、财务状况不明，一旦被反倾销，单是“调查问卷”这一关就过不了，很多费用、账目“说不清楚”，而没有真实材料就等于没有证据。这些都是我国出口企业易引起反倾销诉讼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自己承诺的。 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了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关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我国以得到某种特殊的权利交换来的，实在不值得，这是国家战略的失误。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组织中国市场经济首轮“听证会”，21个企业和行业协会70多位代表一致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紧接着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的规定，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界定如下：
1、 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
2、 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
3、 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设立的自由程度
4、 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
5、 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程度
6、 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
以上六条中最重要的是前两条。在反倾销案件我国的败诉率达64.5%。在这些败诉案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守规则的问题。
2003年6月1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向欧盟提交关于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要求。同年8月，中国将《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进行了详尽说明。2004年2月，欧盟根据初步审议评估，又再次向中方提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涉及31个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立即对这31个具体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于2004年3月将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市场经济补充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据此，欧盟于2004年6月底出台了一个技术层面的对华市场经济状况的“初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称：
首先，中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其次，中国对资源的进出口采取了非市场化控制，比如焦炭出口。第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第四，中国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的融资没有根据客观条件，导致了大量的呆账、坏账。 该报告指出的4个方面都涉及体系性、制度性问题，在短时间内，中方显然难以完全满足欧盟的要求。
2005年4月5日，美国商务部（下简称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决定修改其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的两项政策：单独税率政策和混合税率政策。单独税率政策是指，在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商务部推定此类国家内所有企业都受政府控制，因而应当给予全国统一的税率。但是，如果该国内应诉企业能够从法律上和事实上证明其出口活动不受政府控制并得到商务部的认可，商务部可以对其确定不同于全国统一税率的单独税率。
实际上，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不要老指着人家讲，你应该怎样，你不该怎样；二是反过来指着自己反问，我应该怎样，我不应该怎样。
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的电信业的开放问题。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有关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的承诺，在固定电话领域，到2004年，外商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拥有股权25％；在移动通信领域，加入WTO之际，外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企业的股权可拥有25%；到2002年，外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和14个城市的股权可增至35%；到2004年，外商可增加股权到49%，且没有地域限制。然而，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共有１８家企业向我国通信主管部门提出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申请。 但是这１８家企业竟然没有一家申请基础电信业务。其中，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的申请仅有４份，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只有２份。
笔者认为外资未如其它行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有电信行业特点的问题，也与跨国投资者包括运营公司、风险投资者对中国电信业的态度有关，但是WTO成员更关注的是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环境和政府监管政策。目前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主要面临四大问题，即电信网间的互联互通、电信资费恶性竞争、电信普遍服务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我们仅就电信网间互联为例：
电信网间的互联互通，是指电信网间的物理连接，以使一个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能够与另一个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相互通信，或者能够享用另一个电信运营企业提供的各种电信业务。然而，由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占据了本地电话业务中的绝大部分市场的份额，而且它拥有本地电话中的重要基础电信设施，互联互通的主动权掌握在其手中，这样对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及电信网间互联就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在不同阶段采取，坚决不联，联而不同，通而不畅，畅而不久。
管理学中有个著名的“木桶原理”，即“一只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木桶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却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我认为，中国电信市场竞争领域这只木桶的短板子不止一块，互联互通是最短的一块。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据统计，1998年至2004年，仅上报到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多起，至少影响到了1亿人次的用户使用，造成10亿元的直接损失和20亿元的间接损失。 事实上，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损害了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良性发展的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公共的安全。笔者在2003年3月就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特别提出了法律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只有设立对破坏网间互联行为人的人身罚，特别是设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能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2004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2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1月11日起实施124条）。笔者认为，《解释》是真正的高压电，对打击破坏网间互联的犯罪行为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
应该指出，中国在后过渡期重要的是遵守规则问题，如何解决规则意识，我认为三句话：产权为基础、信用为支撑、法律为保障。
1、 产权为基础。解决产权的两大清晰，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清晰。法律上的清晰主要解决：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的问题。（宪法12条和刑法382条）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
2、 信用为支撑。WTO前任总干事穆尔讲：中国加入WTO，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引进跨国公司主要是引进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维持市场运转的信誉。信誉是最重要的资本。Honest and credit is the best method for competition.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当代社会分为高信用社会和低信用社会。高信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相互信任，有强列的社会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信用度高，交易成本低；而低信用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提防、相互之间在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交易成本很高。美国人讲TEAM；中国人将圈子。
　　　　中国很早以前就开始流行＂圈文化＂，汉语中有多个带有＂圈＂字的词汇，例如演艺圈＼文化圈＼等．圈子外边的人都是外人，只有进了圈子才能分享信息，圈文化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不愿替别人着想．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行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管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会稳坐泰山．碰到素不相识的人遇到了困难，他们都会下意识第地远离，他们中间没有人不会先想到自己．在中国企业对社会的捐助难以让人满意，发改委下属的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曾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过款的中国企业比例不过１％．尤为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捐款总额仅为GDP的１％，与美国的９％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要成为强国，企业要成为大企业一定要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责任．
3、 法律为保障。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以及社会道德状况下的社会信用问题，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研究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该条将企业欺诈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欺诈行为在低于道德标准的法律下任其横行。 实际上，道德和诚信本身是空洞的信仰，只有通过鞭子和现实的报应才能强加到人们的头上。这个鞭子就是——法律；报应就是——付出成本。根据帕累托的2/8原理，对失信者诚信教育的功能——20%；对失信者经济惩罚的功能——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