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姬永福*


【内容提要】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死刑适用的一种特殊
的监督程序，其存在有其价值基础，但由于人们对其实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加上
该程序受历史上刑事政策的消极影响以及程序设计本身的一些缺陷，使得理论和司
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该程序的一些
思路。
【关键词】 死刑复核； 价值基础； 实质； 强制上诉
一、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价值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程序，它的设立是和现代刑罚由报应刑向目的刑的转变，刑罚人道主义和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分不开的。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死刑的存废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那种以法律的名义从肉体上消灭罪犯从而弥补其给社会业已造成的创痛之合理性和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质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在死刑的适用上作了诸多严格的限制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恶性犯罪居高不下。所以现阶段暂不宜废除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项刑罚政策。而死刑复核程序正是该政策在刑事程序法上的体现。
二、对死刑复核程序实质的理解
对何谓死刑复核程序学理界多有论述，但大多是从与一，二审的比较中说明它的特殊性，并未回答它的实质所在。笔者认为，它与一，二审在适用对象，启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仅仅表现了程序运作上的具体特点，并非其实质的体现。从79年和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来看，中级人民法院判出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由其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中我们看到上，下级法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际关系，这种层际关系排除了同级法院适用该程序的可能性。保证了死刑案件的质量。所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程序。在这一特殊的监督程序中，任何一个法院的死刑判决都应该受到来自其上级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终端就是法律规定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为最高人民法院，死缓案件为高级人民法院。这样也从实质层面上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并非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经过该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一审死刑案件或一，二审死缓案件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生效案件和二审判处的死缓案件，这些案件判决不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并非其绝对正确而不需要经过复核，而是从法院级别设置和核准权的分配上来看，这些判决无法接受来自上级法院的监督。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及现存问题分析
（一）死刑复核程序发展的几个阶段
有学者针对建国以来我国立法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反反复复”的情况，按照数次“收”和“放”的变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这虽然略显表面化，但对于我们了解该程序的历史发展以及对现在出现的问题追本溯源未尝不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故笔者姑且也将其分为几个阶段来逐一介绍。
第一阶段：建国初到刑诉法颁布前。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在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根据该法1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终审判决有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总审判决和当事人未上诉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有核准权。而1957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5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显然，立法者在这一阶段的“收”和“放”的举措都表明其在该程序所要达到的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目标之间的抉择和倾向。这一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总体上来看，监督层次关系明晰，合理且有度。
第二阶段：刑诉法颁布到刑诉法修订前。79年刑诉法和刑法中均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有最锆院统一行使。后来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依法需判处死刑案件的增多，为及时高效地核准死刑案件，有力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81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依此决议进行了授权。1991年-97年为打击日益猖狂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授权云南，广东等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这一时期死刑核准权的变化，体现了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立法者对诉讼效率的“偏好”。但立法者的“放权”决定似乎只考虑了实体问题而未顾及程序上的协调，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如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二审判处死刑案件均不在经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加以复核。即出现了二审程序吞并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现象。
第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到现在。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可以视为死刑核准权又“重归”最高人民法院。但9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死刑核准的两极格局仍未改变，该程序在上述案件中名存实亡。
（二）从“合理有度”到“程序紊乱”原因分析
1，从立法到司法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得在“从重从快”地与犯罪作斗争时，程序正义的理念被置之不顾。
2，立法司法解释的模糊：刑诉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96年和98年两次作出《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均回避了这一问题。仅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上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但是对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死刑案件如何处理则未作规定。
3，程序设计的缺失。死刑复核制度在程序设计上的不足，如审理采全面审，核准没有期限限制等一些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要求的程序漏洞长期得不到弥补。在恶性犯罪增加，死刑案件急剧上升需要下放核准权来提高效率的情况下，程序发生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关于死项基本原则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一）理论界对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种思路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作为两审终审诉讼原则的例外。具体主张：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后，由高级人民法院依二审程序全面审理，死刑判决得到维持后，被告人可继续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依上诉范围进行审理而不进行全面审。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是解决目前死刑复核程序混乱无序的根本出路。主要理由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犯罪现象也必然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也必将大大缩小。这样，死刑核准权有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便于统一掌握死刑标准，确保杀的准，杀的少。
3，高级人民法院增设死刑复核庭：这种观点的思路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维持死刑 ，还须再交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庭进行死刑复核，然后才可生效。
（二）现有改革思路之评析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与二审终审制度协调。我们尚不考虑以三审终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有多大合理性。单从与二审终审制的诉讼原则协调来看就值得我们对其提出质疑。例如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不当或者量刑白当而改判无期徒刑的，甚至作出无罪判决的，此时的案件应适用二审终审直接生效呢，还是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呢？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并不现实。虽然这种思路在理论上讲并无不妥，同时也符合立法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可能性的通。自死刑核准权下放以来，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约占所有死刑案件的百分之十）即便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感力量不足。这从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先后下放和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核准时间过长（立法上无时限规定）可以窥见端倪。可以相信，在目前刑法扩大适用死刑的犯罪种类和大量死刑案件需要及时核准的背景下，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必然导致复核效率的低下，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死刑核准的准确性。
3，高级人民法院内设立死刑复核庭也不不具可行性。这种思路主要是解决程序“二合一”的问题的。但司法实践中，同一死刑案件在同一法院中审理均需由同一审委会讨论决定，另行组成复核庭实际意义不大。同时同一个法院内的一个合议庭报请另一个合议庭复核，似乎同一合议庭也有高低之分，显然不合理。
（三）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刑事犯罪的斗争实践，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死刑复核程序并非不可求。
笔者的设想是：明确规定死刑案件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而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那部分死刑案件的一审权宜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而且由基层法院审结后可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这样设想的理由是：
1，死刑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符合我国社会治安现状和审判工作实际。不但是立法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立足我国刑事犯罪现状和两级法院的工作量的实际而作出的合理分配。
2，基层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一审权是在不改变刑事诉讼二审终审制的基本格局下改变级别管辖。所以不会导致程序混乱。基层法院依法进行一审，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核审也是符合死刑复核程序的层际监督的实质。另外，有学者提出83年严打期间死刑案件下放至基层法院后很快即被收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宜由审级较低的法院进行死刑案件的一审。笔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第一，死刑一审权的短暂下放即被收回主要原因并非基层法院不能保证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而是“考虑到在立法上未作规定这样简单的放权，非但不能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反而因为增加了层级，拖延了诉讼。”第二，由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案件，均为“自然暴力型”犯罪，虽然重大，但一般并不复杂。再加上几十年来基层法院审判经验的积累和法官素质的不断提高，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
3，基层法院判处死刑一审案件，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理由在于：
1）可以对基层法院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查露补缺。增加一次检验把关的机会，保证案件审理质量。
2）既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该部分案件奠定可基础，又避免了部分死刑案件若适用三审终审制所带来的审极制度混乱。
3）强制上诉并非凭空臆想，国外也有例证。日本刑事诉讼法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可以放弃申诉或者撤回上诉”但接着在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者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条规定也不得放弃。”原南斯拉夫刑诉法361条（四）规定：“如果被判处死刑是，被告人不得放弃上诉权，也不得撤消已提出的上诉。”
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干涉诉讼当事人之诉权的可能，但从确保审理公正，防止错判角度讲，可以从更深层次保护被告人的权益。这在刑事诉讼法其他制度中也能得到相互映证。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和第38条确立的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强制指定辩护的制度，其背后的立法精神也是如此。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蔬菜基地管理办法

（1988年12月30日武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89年4月16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6年9月26日武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6年11月22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蔬菜基地管理办法〉修正案》修正 根据2010年9月15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蔬菜基地的建设和管理，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蔬菜基地，是指按城市总体规划，列入保护范围的本市现状常年园商品蔬菜地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新开发建设的常年园商品蔬菜地。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蔬菜基地，均按本办法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蔬菜基地的布局和建设应坚持“稳定近郊、扩大中郊、发展远郊、外埠调剂、保证供应”的方针，确保城市人口人均不低于4厘菜地，并有利于促进我市蔬菜产业化的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对蔬菜基地全面规划，加强管理。蔬菜基地的征用、占用，实行先补后征的原则。

　　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土地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蔬菜基地的统一管理工作。市、区蔬菜生产主管部门、规划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蔬菜基地的规划、开发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蔬菜基地保护区的划定

　　第五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划定40万亩以上常年园商品蔬菜基地，蔬菜基地分长期保留区和严格控制区两个类区。

　　（一）长期保留区39万亩，其中现状常年园菜地17万亩（含中环线以内1.5万亩），规划发展常年园菜地22万亩。长期保留区蔬菜基地，除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外，不得征用、占用。

　　（二）严格控制区11万亩。严格控制区指规划期内不得征用、占用的蔬菜基地，除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外，进行道路、桥梁、水利、给排水工程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选址确实无法避开时，在蔬菜基地规划未调整之前不得征用、占用。

　　第六条　市土地管理部门会同蔬菜生产主管部门、规划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市、区、乡（镇、场）蔬菜基地保护区规划，划定蔬菜基地控制红线，建立蔬菜基地档案，并在长期保留区蔬菜基地周边设置界碑等保护标志。蔬菜基地红线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第七条　市、区蔬菜生产主管部门对蔬菜基地内的蔬菜生产服务设施应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并指定专人管理。


第三章　蔬菜基地用地管理

　　第八条　因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征用、占用长期保留区蔬菜基地的，用地单位须持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市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其他批准文件，向市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市蔬菜生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依法按审批权限严格审查批准，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九条　因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道路、桥梁、水利、给排水工程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确需使用严格控制区内的菜地，用地单位须持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区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其他批准文件，向市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市蔬菜生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市人民政府依法按审批权限批准。

　　第十条　经批准征用、占用蔬菜基地的，用地单位除支付规定的征地费用和按规定承担必需的义务外，还应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具体办法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制定。

　　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由市土地管理部门收取，交同级财政专项储存，用于新菜地的开发建设和老菜地的改造，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挪用。市财政、审计部门对其征收、使用情况和经济效益实行监督。

　　第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占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蔬菜基地内的菜地。禁止擅自占用和拆除蔬菜基地的生产服务基础设施。

　　因征用蔬菜基地内菜地或从事其他建设而占用、拆除、损坏蔬菜基地生产服务设施的，应负责还建或补偿。

　　第十二条　蔬菜基地内的菜地必须种植蔬菜，不得荒废。未经市蔬菜生产主管部门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将蔬菜基地内的菜地改种其他作物或开挖鱼塘。

　　第十三条　蔬菜基地内严禁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有污染的工程；

　　（二）倾倒和排放有毒有害废弃物、污水；

　　（三）施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四）其他污染菜地行为。

　　对危害蔬菜基地的污染源，应限期治理，消除污染。


第四章　蔬菜基地的开发和建设

　　第十四条　经营蔬菜基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护菜地，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

　　第十五条　合理规划和积极开发建设新菜地。全市每年扩大的新菜地面积必须多于因征用、占用而减少的面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老菜地。对长期保留区和严格控制区的蔬菜基地，应逐步建成能排能灌、道路畅通、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蔬菜生产基地。

　　市蔬菜生产主管部门应会同计划、财政等有关部门制订蔬菜基地开发建设规划，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六条市、区蔬菜生产主管部门在组织实施蔬菜基地开发建设规划的过程中，应督促建设单位或个人，签订并履行开发建设蔬菜基地合同。


第五章　奖　罚

　　第十七条　对认真贯彻执行本办法，保护、管理和开发建设蔬菜基地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蔬菜生产主管部门分别给予处罚：

　　（一）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蔬菜基地内菜地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菜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菜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责令缴纳开发同等面积菜地的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并按被占菜地或邻近相等菜地年产值的2至3倍处以罚款。

　　（二）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蔬菜基地内菜地的，没收非法所得，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的菜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责令当事人缴纳开发同等面积菜地的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并按其非法收入的10%至20%处以罚款。

　　（三）无权批准、越权批准或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批准征用、占用蔬菜基地内菜地的批准文件一律无效，所占用的蔬菜基地按本条第（一）项规定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赔偿责任。

　　（四）擅自占用或者拆除蔬菜生产服务设施的，限期退还、修复并责令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五）破坏或者擅自改变蔬菜基地保护标志的，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六）已办理审批手续征用、占用蔬菜基地内的菜地，一年以上未动工兴建而闲置未用的，按被占菜地或邻近相等菜地产值的１至２倍收取荒芜费；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连续二年未使用的，注销土地使用证，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

　　（七）未经批准擅自将蔬菜基地内菜地改种其他作物或开挖鱼塘的，责令改正，并按每亩3000元至5000元处以罚款。

　　（八）除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外，将蔬菜基地内菜地荒废的，按每亩每季500元处以罚款。

　　对有前款（一）、（二）、（三）项所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由有关部门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　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环保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受到限期拆除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拒绝、阻碍土地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　土地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本办法。对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由单位或上级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土地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