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本院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1956年9月24日，最高法院

现在把本院派出的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印发给你们，希各地人民法院重视这一问题。
报告中反映了对劳改犯人“加刑”时，在法律上不区别犯罪与不犯罪，对劳改单位的送案材料不进行或不认真进行调查对证，不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审判制度进行审判，甚至只凭劳改单位送案材料，即行草率“加刑”等违法情况，根据本院的了解，在其他人民法院有些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是要通过审判活动来保卫法制的，象平坝县人民法院对劳改犯人“加刑”的作法，却是漠视了人民民主法制，这种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有关的人民法院必须迅速予以检查纠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今后继续发生这类情况。
上述所谓“加刑”，实际上是人民法院因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或发现以前漏判的重大罪行而进行的审判，这种审判称之为“加刑”是不妥当的，人民法院对于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案件的审判，同样必须按照审判程序进行，即：经由人民检察院起诉后，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回避等项审判制度进行，并且应该切实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
对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以来已决犯的“加刑”案件，各地人民法院可依照今年7月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的精神，与公安、检察机关协商后，结合这次复查案件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发现判决“加刑”确有错误的，应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加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告本院。
各高级人民法院如认为需要时，可将本通报转发有关机关参考。

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根据平坝县人民法院统计，从本年1月到6月22日，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劳改犯人共40人（40件案件），占全场劳改犯人总数的4．3％，在这40件案件中，尚未处理的1件，决定不“加刑”的8件，判决加刑的31件，被“加刑”的犯人共31人，占全场犯人总数的3．3％。
我们就平坝县人民法院关于劳改犯人“加刑”案件30件进行了检查，除其中有6件法院认为不能构成犯罪，退回农场，未予“加刑”外，其余24件经法院判决“加刑”的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案件，多数是在定期评比中采取了对犯人“算总帐”的办法提出的。法院在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内，不论过去的、现在的、已处理的、未处理的、犯人自己检讨的、别人揭发的事实，也都一律罗列进去。每个判决书上犯人的犯罪事实少则4、5条，多则10余条；很难看出判刑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这些事实除少数外，都不能构成犯罪。
（2）连续“加刑”的犯人在“加刑”案件中所占比例很大。24件判决“加刑”的案件中，“加刑”2次的8件、“加刑”3次的1件，“加刑”4次的1件，共10件。占全部“加刑”案件的41％。其中石邦富（军人，因贪污被判刑）原判一年半徒刑，其后“加刑”4次，成了无期徒刑（前三次不是平坝县法院加的）。他被“加刑”的原因就是因“加刑”后思想抵触，对立情绪严重，因而逃跑，辱骂干部、抗拒劳改，说怪语，破坏工具，侮蔑政府，不服管理等。越“加刑”，对立情绪就越厉害。
（3）犯人被“加刑”后，上诉的很少。24个“加刑”案件的犯人中表示上诉的只有一人，没上诉的有23人。没上诉的主要原因，是犯人明知量刑过重，或事实不符，但因怕提出上诉被认为不老实，就不敢提。另外是因为不懂法律或法院对上诉权利交代得不够清楚。如法院干部告知说：“你看判决有和事实不符的地方，可以上诉。”犯人认为事实没有大的出入（他们不知道这些事实是否算作犯罪），所以虽对量刑有意见也就不再上诉了。
对判决“加刑”的24件，经我们两次逐件讨论研究，认为真正应该“加刑”的只有5件，占“加刑”案件总数21％；不应该“加刑”的有15件，占62％；事实不清无法认定的4件，占17％。
在应该“加刑”的5件中，有的是进行脱逃或组织脱逃；有的是劳改中连续偷窃多次，数额又较大；有的是公开抗拒劳动，不服管教而情节又比较严重或确属故意破坏生产的。如政治土匪案犯张昌凡在劳动中乘机脱逃，被追回后，结合他平日表现（讲怪话，违犯操作规程等）“加刑”二年。
不应该“加刑”的15件，从情节上看，大都是生产完不成计划，干活质量差，劳动不积极，说过些落后的、反动的话，数量极小的小偷小摸等。其中一部分只能根据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另一部分连受行政处分也不够条件，只是批评教育问题，但也都“加刑”了。如烟毒案犯孙定荣挖花生时丢了花生75颗，水田加工只完成计划75％，偷移椿号，谎报生产成绩，中耕旱稻时拔掉了旱稻20多窝，捉虫未捉净，运稻草时把稻草撒在路上，因而被“加刑”半年。又如烟毒案犯李光宇爱讲点怪话，劳动中有些偷懒，偷过12两多烤烟。吃猪肉时把一块有毛的肉皮丢在地上用脚踏住，别人问他时，他说：“踏的是猪毛”。（无法认定是故意）因而认定该犯“一贯不认罪服法，公开抗拒劳动改造，进行造谣煽动，侮辱人民领袖”，加判该犯徒刑二年。
事实不清，无法认定是否犯罪的4件，都是口供与判决有很大出入，又未从侧面查对材料，因而很难断定是否应该加刑。如土匪案犯袁伯凯，判决认定多次行窃，屡教不改，但据他本人说，所认定偷窃的物品，有的是自己捡来的破烂，有的是别人掉了被捡起的，有的并无其事。地霸案犯李应康，原判认定挖断了墙壁中的竹片，企图逃走，但证人的证言前后不符，有关事实也未查清，李犯又坚不承认，因而无法认定。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农场部分干部本身有单纯惩罚观点，所反映的某些材料不够实事求是；全部“加刑”案件都未经过检察院起诉；法院干部少（只9人），无力对每个案件直接进行查对。主观上除法院领导上坚持原则不够，法院干部从肃反以来产生了某些盲目重判的情绪外，从平坝县法院处理劳改犯人“加刑”案件的情况来看，在事实认定上，适用法律时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上，贯彻审判程序上也还有以下几个重大的缺点：
（1）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不清，把一些显然不能构成犯罪的行为当成犯罪。
从判决所列举的事实上看，大致可分以下四类：甲、生产方面：未完成生产计划，过失损坏生产工具，不听从指挥，干活质量差，谎报点成绩，而这些消极的或积极的行为又都是很轻微的；更轻微的如掉了几穗谷子，几个虫没捉，也都列了进去。乙、日常表现方面：因生活或其他问题不满，讲怪话、发牢骚、讽刺谩骂，说反动话，与干部顶嘴，吃饭扔掉了几颗谷子，说了句“吃不饱”（前一段粮食定量供应时吃不饱确是事实）等，但也都是比较轻微的行为。丙、轻微犯罪、违法行为：偷些吃的或零星的生活用品；消极怠工或偶而反抗不出工；没有造成伤害的打架等。
丁、已经构成犯罪的：这方面的为数不多。如逃跑或组织逃跑；有一定程度损失的故意破坏；公开带动抗拒劳动，屡教不改；行凶等。以上四类除最后一类可以判刑外，其余三类都不能构成犯罪，而是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的问题，但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却往往认为是犯罪而予以判刑。
（2）不区别故意与过失，把过失都认为是故意，因而把不少尚未构成犯罪的过失行为都认为是故意破坏。如因疏忽，生产了一些不合规格的产品，锄掉了几株庄稼，损坏了一些工具，统统被认为是“故意”破坏。这类例子是很多的。
（3）很多事实未经过查对，特别是忽略了从有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了解，以至有些案件认定事实缺乏足够的根据就草率判刑。如犯人肖章灿被认定用热水冷却蒸馏水，蓄意破坏，但据肖犯谈，因他一人兼管帐目、护理等工作，换水不勤，至冷水变成温水并未用热水冷却（还有些其他情节，从略）。法院对这个重要事实未查对清楚，就判了刑。
（4）没有认真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审判制度，在审判程序上存在着很多重大缺点。从抽查的30件案件中来看，除退回6件外，24件中只有1件在程序上基本合法。其余23件全部没经过辩护；没公开审判；有19件无合议庭记录；9件无陪审员署名；19件判决书署名不合法（包括署名人并未讯问、一人自问自记、院长未审即署名等）。突出的是其中17件都是农场管教股干部自讯、自记、自己拟判，法院只出了个名。另外，查阅的30件案件，均未经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人员去农场调查案件时，也未说明自己的身份。因此据个别犯人谈，是否法院问过他们，还闹不清。当然，全部实现正规的审判程序是有不少困难的，如法院很难找到辩护人，提讯犯人因离农场远，有一定困难，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实行陪审、合议、公开审判等制度，还是可以作到的，而法院对这些也并未认真贯彻实行。
由于盲目“加刑”的结果，在劳改犯人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被“加刑”的犯人思想不通；部分犯人对立情绪极为严重，如恶霸案犯韩杜氏曾三次被判“加刑”，越“加刑”，抵触情绪越严重。在第二次“加刑”后，竟公开诽谤政府的某些政策，破坏庄稼，大吵大闹。第三次“加刑”后。她说：“我是个挂了黑牌的犯人，再争取也得不到干部的信任。”不少未被“加刑”的犯人产生恐惧心理，暗地表示不满。如有的犯人说：“‘加刑’如喝冷水，减刑如上青天。”有技术的犯人不敢说自己有技术，怕作技术工作出了事故被认定为“蓄意破坏”。总之，草率“加刑”的问题如不迅速解决，我们在政治上将会受到不少的损害。因此，我们建议：
（一）结合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所布置的复查案件及最近中央决定清理监狱、看守所、劳改队的工作，对去年肃反以来的劳改犯人的“加刑”案件及留场人员的判刑案件，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
（二）今后劳改犯人另犯新罪的案件应该经过检察院起诉。
（三）劳改犯人如犯新罪，法院决定交付审判时，应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的规定进行审判。
（对平坝农场的“加刑”案件，第一次是根据案情摘要在平坝农场研究的，除工作组同志外，部分案件还有省劳改局李科长参加；第二次在省院研究时，有携卷来省的平坝县院袁副院长、省院蒋副院长、刑庭石庭长及研究室同志共同参加。初稿写出后，曾征求省公安厅、劳改局、司法厅、省院叶院长、蒋副院长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回到本院后，又作最后修改。并此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组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惠州市重大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的通知
惠府〔2008〕106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惠州市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惠州市社会公示制度》和《惠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惠州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八年九月八日


惠州市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健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下列事项：
（一）市政府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二）涉及全市发展与改革的重大决定、重要政策的制定；
（三）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
（四）影响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的处理；
（五）其他需要专家咨询论证的事项。
第三条 咨询论证专家主要从“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咨询论证专家库”成员中筛选，必要时适当补充专家库以外的专家，如市外大型科研院所、咨询机构的专家等。
第四条 咨询论证采取以下方式：
（一）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
（二）网络、电话、书面形式。
第五条 咨询论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提出咨询论证事项；
（二）确定咨询论证专家组成员；
（三）向咨询论证专家组成员提供相关文件及背景资料；
（四）召开咨询论证专家会或通过网络、电话、书面形式，听取咨询论证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
（五）根据咨询论证专家组成员的意见，形成决策建议。
第六条 咨询论证专家组成员应就下列内容对咨询论证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咨询论证事项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
（二）咨询论证事项是否符合我市的发展实际；
（三）咨询论证事项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
第七条 参与重大决策咨询论证工作的专家，按规定给予相应费用，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列入预算。
第八条 由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咨询论证专家库管理办公室负责重大决策专家咨询论证的日常工作。
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惠州市社会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推进政务公开，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社会公示内容应与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相一致，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及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应当公开公示的政务事项一律向社会公开、公示。
第三条 公示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本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二）事关全局的重大行政决策；
（三）政府组成部门管理职能及其调整、变动情况；
（四）本地区城乡发展规划；
（五）财政预决算报告；
（六）政府采购情况；
（七）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实施；
（八）征地拆迁；
（九）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十）税费征收和减免政策的执行；
（十一）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涉及民生的重大价格调整；
（十二）公务员招考、录用及干部选任情况；
（十三）社会劳动就业、保障情况；
（十四）重大公共事件的预报、发生和处置情况；
（十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公开的事项和其它需要公开的事项。
第四条 公示的形式如下：
（一）通过政府公报、政报、通报、简报等形式公示；
（二）通过报刊、电视、广播、政府网站等形式公示；
（三）通过印发办事指南、发放便民手册等形式公示；
（四）其他公示形式。
第五条 公示期限为自发布公示之日起7个工作日。
第六条 各级政府、各部门根据政务事项变动情况，应及时更改公示内容，确保政务公开的时效性、准确性，使焦点、热点问题及时向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公示。
第七条 政府及其部门要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及时收集群众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公示中收集的信息，应如实、全面、及时形成公示报告。公示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示的基本情况；
(二)收集的主要意见、建议及理由；
(三)对主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对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如决策中未采纳的，应说明理由，并及时向社会公告。
第八条 凡应公示而没有公示以及公示不规范的，或者因政务公开工作不力而出现违法违纪问题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监察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追究其行政责任，造成重大影响和不良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九条 市、县（区）属媒体对涉及社会公示内容的应免费给予刊登。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惠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第一条 为确保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做到依法、科学决策和公开、公平、公正，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听证是社会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特定形式之一，市政府凡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原则上应进行听证，如法律法规另有明文规定的，从其规定。听证的主要形式是听证会。
第三条 听证要按照公平、公正、效率、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证过程应当接受社会监督。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或个人隐私外，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听证：
（一）对重大决策事项的必要性有较大争议的；
（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切身利益及对社会公共利益有较大影响的；
（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有明显利益冲突的；
（四）涉及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
（五）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重大决策事项。
第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需要听证的，应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在听证会举行20日前向社会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参加方式、参加人数等。
第六条 举行听证会，应设听证主持人负责组织听证会。听证主持人由一名市领导担任。
第七条 听证会代表应当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一般由利益相关单位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及相关方面的专家组成。根据听证内容，合理确定代表的人数及构成，听证代表不少于9人。公民提出旁听申请的，经批准后可以参加旁听。
第八条 确定听证会代表后，要在听证会举行7日前通知听证会代表，并提供重大行政决策草案文本和听证内容说明，告知有关注意事项。听证会代表有权提问和发表意见，可以向主持单位提出质询，查阅听证笔录和听证纪要。
第九条 听证会后，应如实、全面、及时形成听证报告，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听证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要充分论证和采纳，对于未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要以书面形式向听证代表说明理由，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听证会代表绝大多数不同意的重大行政决策方案，应重新修订并再次进行听证。
第十一条 遇有特殊情况，经市长办公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听证会可以延期举行或终止，但要及时通知听证会代表，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对应当听证而没有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市长办公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不予讨论。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