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院省校合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云南省“科教兴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教育、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加快人才培养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促进云南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省院省校合作指云南省与中国科学院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重点院校的科技、教育、人才引进及培训合作。本办法中省院省校合作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省政府为实施此项工作安排的财政专项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总规模暂定为3亿元，资金来源为：（1）省财政拨款，1998－2000年每年安排1亿元；（2）专项资金的存款利息及占用费收入。
第四条 专项资金安排的原则：
（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原则。在资金安排上要充分利用中央院、校的科技、信息、人才优势及我省资源优势，促进其有效结合，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二）“立足长远、讲究实效、突出重点、择优安排”原则。资金安排要结合云南产业导向及省院省校重点科技攻关及科技产业计划，择优安排，突出重点，同时也要针对云南省基础性研究及后备人才现状统筹安排，立足长远，讲究实效。
（三）“统筹规划，分期安排”原则。专项资金根据省政府与中央院、校联合签订的合作协议及有关工作计划分期安排。
（四）“有偿与无偿相结合”原则。专项资金实行无偿使用与有偿借款相结合的原则，无偿使用部分主要用于研究发展项目经费，人才引进及后备人才培养等不能直接取得经济效益的项目开支；有偿借款部分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中试、工业性试验和产业化前期工作的投入。
（五）“专款专用”原则。专项资金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及本办法有关规定专款专用。
第五条 根据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产业导向及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任务和省院、省校合作计划，专项资金用于以下省院、省校合作项目：
（一）列入国家和省科技计划的重点攻关项目；
（二）符合云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导向的技术开发项目；
（三）有利于提高省院、省校科技实力及科研水平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农业公益性研究项目；
（四）有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包括中试、工业性实验和产业化项目的前期工作；
（五）从合作的院、校或通过合作的院、校引进人才的经费；
（六）配合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教育及人才合作项目，包括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后备人才及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的经费和从合作院、校聘请客座和兼职教授的经费；
（七）在我省共建重点试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学科的经费；
（八）共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经费；
（九）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经费补助；
（十）省院省校合作三个办公室工作业务费及合作工作重大活动经费；
（十一）省政府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重点院校合作计划中的其他项目。
第六条 省政府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重点院校定期在以上范围内确定使用方向。
第七条 非省院、省校合作的上述项目不在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第八条 设立专项资金管理协调小组（以下简称管理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为：省政府办公厅、省科委、省教委、省人事厅、省财政厅。省财政厅为牵头单位。管理协调小组依托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下设的科技合作、教育合作、人才引进及培训合作三个办公室（以下简称三个办公室
）开展工作。三个办公室负责具体项目的组织申报和初步审查；管理协调小组负责组织三个办公室按资金数额对具体项目进行审查、审批和报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审批。
第九条 专项资金的日常资金管理工作和财务管理工作由省财政厅负责。按《云南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统一管理办法（试行）》进行管理。
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项目，分别由三个办公室定期组织汇总项目报告，提交省财政厅共同研究、审核、申报。三个办公室申报项目时，应填报“省院省校合作项目专项资金申报表”，并附有关项目说明材料、实施方案及相关批复文件。涉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项目
，还必须附项目可行性报告和专家论证评审意见。
第十一条 审批权限：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项目由省财政厅负责组织三个办公室共同审批，报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备案；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含500万元）的项目由省财政厅负责组织三个办公室共同协商、审查后，报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审批，并报
省政府备案，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实行集体会议审批制度；500万元以上的项目由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审查后报省政府审批。
第十二条 有偿使用的专项资金借款，在项目批准后由省财政厅与项目承担单位（云南省一方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借款合同。
第十三条 项目一经批准或签订借款合同，省财政厅即按工作进度或合同规定拨付资金。
第十四条 有偿使用的专项资金借款按财政部门规定办理手续并应收取资金占用费，占用费按半年结缴，占用费率按财政部门统一规定执行。收取的占用费年末转入专项资金本金。
第十五条 有偿使用的专项资金到期前，由省财政厅发出还款通知书，负责催还本金及占用费，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积极配合催收。
第十六条 不按期还款的，省财政厅将作为逾期借款处理，按规定加收逾期罚费。要求延期的，按本规定审批程序报领导小组审批。
第十七条 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项目承担单位应于年度终了两个月内将项目执行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以书面形式专题报省政府及省院省校合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第十八条 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对违反规定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除收回截留挪用资金外，取消其以后年度的专项资金安排计划。对触犯法律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4月10日
浅析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恶意

刘成江


一、民法学中善、恶意的概念界定、判断标准及其在物权变动中的适用处境
　　善意、恶意是行为人对他所实施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是民商法上的重要范畴。善、恶意的区分，是适用法律的逻辑结构中认定法律事实这一小前提中的内容，关系到以法律评价系争事实对于拟适用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否有作用。尽管善、恶意的法律适用起源于罗马法，但至今，关于“善意”与“恶意”的概念界定仍然是众说纷纭。近现代民事立法大多在以下二种意义上使用“善意” 一词：一是指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已的不法或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二是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再者，民法学对善意的判断有“积极观念说”与“消极观念说”两派观点，前者要求行为人在为某民事行为时“相信”其行为有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权利合法，依该说，善意无法与“怀疑”并存；后者仅要求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无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 “有怀疑”的情形并不被排除在外。善意的反面则是恶意。在民法上，关于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作为恶意无可非议，但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的情形则莫衷一是。有的学者主张“无怀疑，且尽到相当注意而仍深信不疑方为善意”，即“应当知道而不知”为恶意。各国有关善、恶意的具体认定，也存在差异。如德国民法规定受让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不为善意。日本民法则规定受让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时，方可适用善意取得，要求比德国民法要严格一些。
　　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即推定为善意；若能证明行为人“明知”，则判定为恶意；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即过失）的情形，可作具体分析：若行为人因欠缺一般人起码的注意，为重大过失，依“重大过失等于恶意”规则，推定为恶意；若因“欠缺有一般知识、经验的人诚实处理事务时所需的注意，为一般过失；而若缺乏极谨慎、勤勉和精细的注意，为轻微过失”；这两种情形可不认定为恶意。由此可知，善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权利基础的主观状态；恶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的主观状态“。
　　在物权法中，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在以下处境适用：原属A财产现被B占有（或为登记名义人），在B 无处分权的情况，第三人C与B交易并试图获得该财产所有权。在此处境，若第三人C不知道，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道（以下简称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B无处分权时，法律认定C 为善意；相反，当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B无处分权时，则法律认定C为恶意。用法律关系模型表示即：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交易相对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所有权人A与C 进行交易，则因A作为所有权人有当然的处分权，此情形下，法律无有评判C的善、恶意的需要。用关系模型表示即：A或B（即在事实所有权人A与法律所有权人 B重合的情形）（这一点特别重要，人们往往忽视其重合的情形或视重合的情形为上述：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相对人）的情形。这是造成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认知混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重点。）—C（交易相对人）。所以，对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探讨，是在A—B—C这一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的。在此关系模型中，A并不参与交易关系，交易关系当事人为B与C ，对C的主观状态究为善意或恶意的法律认定及进一步的责任追究，仅作为平衡原权利人A的静态物权保护与第三人C的交易安全保障的码键。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适用处境有二：一是属A物权客体被B自主、和平、公然占有且达一定期间，在B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自己无权占有的情况下，法律可否允许B依时效取得制度取得该物权客体；二是添附制度所导致的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情形。若添附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添附材料非属自己所有时，能否阻却其获得添附物的所有权，以及恶意在失权者债权法救济中意味着什么。
　　二、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认定，因立法模式不同而有不同。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弊端已成共识。目前学术界争论最大且定论难成的是，我国物权立法究采债权形式主义还是物权形式主义。反对物权形式主义者的“最锐利武器”就是：“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卖，第三人即使属于恶意也能取得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该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他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
　　由上文可知：探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意与恶意，非在A—C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只有在A—B—C法律关系模式中，因出现了人与物法律关系上的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才使得C的主观可责难性与否的法律考察成为可能和必要。若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而受让本属A财产，则C主观上构成恶意；相反，C不知或不应当知道，即属善意。我本人的研究认为：这些情况仅属于问题的“一般性状态”。这种一般性状态应包括“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两种情形。（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是对实际无权处分者依公示方式的有权推定，而所谓“无权者的有权推定”，就已经包涵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善意取得的概念中的“买受人出于善意受让出卖人无权处分的他人动产”，也已经表明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占有脱离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是公示公信原则得以适用的情形，对此等问题的考察，容后进行。
　　现在，我们将重点放在对问题的“非一般性状态”的探讨上。所谓非一般性状态，笔者认为是在“占有交易物”下的状态。其适用处境如下：A将己所有的或者有权处分的财产依买卖行为移转予B， B受让该财产后又转让予C.此处境下，设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B间的财产转让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C在主观上是否构成恶意。因各国立法所采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不同，对C是否在主观上构成恶意的法律认定也就有相当的不一致。债权形式主义认为：在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AB间的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已构成了恶意，不予法律保护。从逻辑推理来看，上述结论是正确的——恶意当然是不予法律保护；但是，从事实判断来看，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是否构成恶意？如果其无从构成恶意的话，则谈何“恶意不受保护”！？。
　　笔者认为：不论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还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下，C的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都不构恶意。
　　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一）在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的处境。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定，第五十八条有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物权不发生变动，即物权仍然归属于A，而B之占有（或登记）属A财产是基于A的意思的占有，属于“占有委托物”的处境，符合上文A—B—C法律关系模式。因此，C在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的情况下受让该财产时，因其主观状态的恶意而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反之，则有公示公信原则和所谓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这种处境实际上是上述“一般性状态”。
　　（二）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是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从我国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该财产不可能既不属于A也不属于B或者既属于A也属于B或者属于A而不属于B.已移转的财产归属于受让人B是清晰而确定的。所以，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B对该物享有所有权，C受让B有所有权的财产符合上文圈定的第二种法律关系模型，即A—C.在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处境，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移转该物权的原因行为可撤销时，并不构成法律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认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来源于物权行为，且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这样以来，在一个典型的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买卖中，合同如果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物权变动不受其影响。所以，在B受让A移转的物权后，即使债权行为即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只要物权行为成立或生效，则物权将确定的发生转移。此时，B作为物权人当然享有处分权，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与B间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也不构成主观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与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合同可撤销而未撤销时的情形相同，B具有与A同质的财产法地位，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情形。
　　作为体系性关联，在此有必要涉及对公示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问题。
　　当然，“基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概念项下谈善意取得制度，需要解决一个前提——善意取得之性质属于法律行为吗？我国民法学通说向来认为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但笔者赞同“善意取得的性质是法律行为”的观点。因是之故，笔者将其放在“占有交易物”概念项下的讨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在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理论框架内，对在B“占有交易物”的处境，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不构成恶意。在债权形式主义，只有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有B之身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此处境下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可撤销时，也不构成恶意。实质上，上述处境下的B都有物权处分权的法律制度安排，已使C之主观上善、恶意与否的法律认知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所谓“不构成恶意”实质上是“无所谓善、恶意”。但是，对此法律制度之安排，债权形式主义在不能认识物权形式主义理论之精致的同时，也不能很好的认识自己。既热衷原权利人失权后的债权法救济，又倾情对“占有交易物”所追求的物权归属状态的维护和信任，并以此使第三人的交易安全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这就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原理的奥妙所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