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政府


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华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试行）》的通知




金政发〔2006〕1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金华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试行）》已经市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金华市人民政府
二OO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金华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议事程序，提高会议效率，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市政府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是市政府的重要决策形式，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应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事项都应通过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原则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研究决定事项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符合本市工作实际。

第二章　会议组成

第四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及县（市、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根据议题需要列席会议。市监察局局长列席会议。
第五条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及县（市、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根据议题需要列席会议。

第三章　主要任务

第六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决定事关全局性的重大事项，主要有：市委重大决策事项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落实措施；提请市委审议的重大事项；以市政府名义作出的重要决策；有关规划的制订或修编，行政区划变更及调整；政府年度工作计划；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方案；
（二）研究决定提请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关事项，主要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以及执行情况的报告；荣誉市民推荐事项；市政府需提请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三）制定或修订政府规范性文件；
（四）分析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趋势，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五）研究确定以市政府名义组织的重大活动方案，讨论通过全国或全省性活动的申办建议；
（六）研究提出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意见；
（七）讨论研究政府自身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八）讨论决定对政府系统单位、行政领导的奖惩事项；
（九）其他需要列入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事项。
第七条　市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中央、省重要会议、文件和中央、省、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二）研究落实国务院、省政府的决定、命令和国务院、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三）研究决定专项性重要行政事项；
（四）讨论通过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重要工作会议方案；
（五）研究提出对专项性事件的处理意见；
（六）研究制定上级专项工作落实方案；
（七）其他需要列入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事项。

第四章　议题确定

第八条　凡需要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有关部门和单位须填报《金华市政府会议决策事项提交表》，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市政府办公室。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要求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由市政府办公室及时将市政府领导批示和有关要求告知议题主办单位，按程序办理。
第九条　需要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必须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或委托秘书长、分管副秘书长进行充分协调论证（协调会与会人员意见即代表其所在部门、单位意见），在意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提交市政府决策。提交讨论的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事先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
第十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实行议题审批制度。市政府办公室对有关部门、单位报送的议题进行初审，填写《金华市政府会议议题送审表》，送市政府分管秘书长或办公室分管主任签署意见后，报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审核，市政府秘书长审定。
第十一条　分管副市长（市长助理）或议题提交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非特殊情况，议题不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研究。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研究：
1、属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2、部门之间通过协调或协商能够解决的事项；
3、属分管副市长（市长助理）职权范围内解决的事项；
4、副市长（市长助理）之间能够协商解决的事项；
5、意见分歧较大而会前未经充分协调和论证的事项；
6、会前未经会议主持人同意而临时动议的事项；
7、其他不符合会议议事范围的事项。

第五章　会议召开

第十三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不少于两次，具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市长办公会议根据实际需要召开。
第十四条　如遇重特大紧急情况或其他特殊情况，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可以决定取消或延迟召开会议。

第六章　会议组织

第十五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上会议题和会议时间确定后，由市政府办公室通知相关部门、单位，会议相关材料会前提早送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市政府秘书长。
第十六条　参加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议题讨论研究的部门（单位）人员，应按通知要求提前10分钟到达候会。
第十七条　列入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研究的议题，由议题提交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参加议题讨论研究的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市政府正副秘书长、副市长（市长助理）依次提出意见，由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作出决定。
第十八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记录，记录力求完整、准确，字迹清楚。
第十九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起草，由市政府办公室分管主任、主任审核，市政府秘书长审定后报请市长签发。会议纪要未经市政府领导批准，不得翻印或者公开刊用、引用。
第二十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有关材料，包括会议通知、议题送审表、部门和单位呈报材料、会议纪要等按相关规定管理和归档。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经市政府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审核后，进行新闻报道；市长办公会议决定事项一般不作公开报道，确需公开报道的，须经会议主持人同意。

第七章　决定事项的落实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决定事项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如确需变更，须提请会议进行复议，重新作出决定。
第二十三条　各有关部门、单位应将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决定事项，贯彻落实情况于会后30日内反馈到市政府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应及时对会议决定事项进行催办查办，并将有关落实情况及时报告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正副秘书长。对推诿扯皮或拖延不办、敷衍塞责以及长期不反馈办理情况和结果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并限期办理或落实；对因推诿扯皮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第八章　会议纪律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领导因故不能出席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须向市长请假。对提交讨论的议题如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以书面方式提出。
第二十五条　参加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议题讨论研究的人员，应为部门（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提前向市政府秘书长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由他人代替参加会议。
第二十六条　为提高效率，各议题汇报单位应认真准备材料，汇报材料应主题鲜明，层次清晰，重点突出，内容翔实，文字简洁。汇报人发言一般不采取通读相关材料的方式，要开门见山，言简意赅，汇报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0分钟；参加会议讨论人员应围绕议题发言讨论，不发表与议题无关的意见，一次性发言一般不超过3分钟。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召开期间，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会议纪律，进入会议室自觉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发声系统，不得吸烟，不得会客；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市政府领导在会上的发言，未经同意，不得传达、扩散；对会议讨论的文件材料要注意保管；对标有“会后收回”字样的文件，会后退还会议工作人员。与议题无关的人员不得随意进入会议室。





何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纠纷/刑事纠纷/犯罪/刑事案件
内容提要: 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具有外延闭合性、解决的严格规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状态等特征。刑事纠纷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但又有密切联系。刑事纠纷可以按照关系的不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能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纠纷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协调关系，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产生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民事法领域内民事纠纷的存在及其称谓已获广泛认可和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同，在刑事法领域内，由于涉及国家追诉犯罪与刑事法律的特殊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未得到确立，刑事司法制度以国家与被追诉者的对抗为主线，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中心，解决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尚未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重点。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活动。[1]刑事纠纷理应作为与犯罪、刑事案件等并列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刑事司法制度也应当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作为重要任务。鉴于此，笔者拟对刑事纠纷这一概念进行解析，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功能提供理论上和基本范畴上的支撑。

一、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

犯罪是刑事法律的核心概念，刑事法律围绕犯罪而建构，刑事法律与民事等其他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刑事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是犯罪这一被定性为侵害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法视野下的行为是一种“较高级别”的行为，并非所有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都会进入刑事法的视野，只有影响范围达到一定广度且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刑事法的规范和调整。

在民事法领域，民事侵权等非犯罪的“较低级别”的行为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民事纠纷或内含着民事纠纷，而犯罪这种“较高级别”的行为中是否内含着刑事纠纷则不能简单作答。笔者认为，对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应当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不应盲目否定其存在。下面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

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酒后驾车回家，在地下车库见自己的车位被被害人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占用，便通过保安寻找被害人未果。于是，王某、李某拿了一支口红，在车辆的前、后挡风玻璃及右侧窗玻璃上用口红涂写了侮辱性的文字。同时，李某用其手表带上的金属搭扣先后顶住两只前轮的气门芯，将轮胎气放掉，随后，又脚踢车辆的左前门。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致使该车的左后尾灯、发动机护板、车门、引擎盖、保险杠等部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两人的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2]

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故意损坏被害人的车辆，而损坏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程度后就构成了犯罪，之后如何进行刑事诉讼定罪量刑都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进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个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就能发现一些刑事法律关系之外的要素。首先，犯罪嫌疑人回家后发现车位被占，导致其车辆无处停放，犯罪嫌疑人此时即对被害人产生了怨恨的情绪，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但此时的不协调关系仍是单方面的。之后，犯罪嫌疑人寻找被害人未果，心中的怨气逐步郁积，加之喝过一点酒，便产生了报复被害人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当被害人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破坏后所产生的受害情绪和对破坏者的愤恨使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成为一种双向的关系。最后，被害人报案和公检法机关的介入使这一事件正式进入国家刑事法的视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演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本案中犯罪的发生起因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正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前提。其次，破坏车辆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有了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使这一纠纷的影响扩大。再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在公检法机关介入后并不因为国家承担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转化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纠纷或归于消解，相反，这一纠纷仍会时时出现在国家处理犯罪的过程中并有可能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完结后仍然存在。可以认为，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中都可以寻觅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纠纷的影子，纠纷与刑事案件相生相伴，但未必同时终结。

换一个角度，假设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车辆的破坏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只是一个民事侵权，此时未进入刑事法视野的这一事件中存在的纠纷与事实上构成犯罪后的纠纷又存在多大的区别呢？恐怕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被害人毕竟不会在破坏行为构成犯罪时才对犯罪嫌疑人心怀怨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些案件中，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较高级别”的犯罪，还是“较低级别”的民事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些案件中，刑事法视野中的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其实共性大于异质。

二、刑事纠纷的界定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已经为刑事纠纷在刑事法视野下的客观存在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例证，需要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刑事纠纷的概念。刑事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其界定应当体现出纠纷的属性和其受到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之处。笔者认为，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

（一）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始终有其固守的领域，在纠纷这一芜杂庞大的集合体中，存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领域。一个纠纷是否受到法律的规范关键在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否为法律所调整，没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主体间的不协调关系不是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必须以犯罪为外在表现形式。犯罪的概念有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的区别：前者以具体、直观的实定法为标准，即将违反某一具体的《刑法》的行为视为犯罪；后者以抽象的、隐含的理论为标准，将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视为犯罪。对于刑事纠纷而言，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犯罪理应采取形式概念，即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定《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之所以从形式上限制刑事纠纷的范围，是因为研究刑事纠纷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接刑事司法程序，而未为某一特定时空的《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是无法进入该特定时空的刑事司法程序的。

另外，由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等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时的最后判断，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最初接纳的都是“疑似”为刑事纠纷的纠纷。这些“疑似刑事纠纷”的发展演变按照其所依附的行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定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构成犯罪，则依附于这一行为的“疑似刑事纠纷”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纠纷；（2）一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但由于各种因素而非罪化处理，例如被酌定不起诉，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刑事纠纷的所有要素，可以将其称之为“准刑事纠纷”；（3）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就只是民事或其他纠纷而非刑事纠纷；（4）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存在或非加害人所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刑事纠纷。以上四种情况中只有前两种可称之为刑事纠纷。

（二）刑事纠纷的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加害人——被害人是刑事纠纷最原初和最基本的结构。在国家承担追诉犯罪的责任之后，刑事纠纷的主体是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国家的参与并未改变刑事纠纷主体的二元结构，刑事纠纷的主体仍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首先，国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内含了国家的意志，国家正是通过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来将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犯罪并纳入刑事司法制度予以处理的，因此，国家应当是刑事纠纷的评价者和判断者，而不应该是被评价和判断的刑事纠纷的参与者。一般说来，社会、国家通常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一般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负有维护责任的抽象主体。在对冲突进行法律评价的过程中，社会、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从来都是评价的根据和出发点，而不是评价的对象。即便是在直接侵害社会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也不能把国家视作法律意义上的冲突主体。[3]纠纷主体应大致处于对等的地位，如果将国家视为纠纷主体，无异于允许纠纷的一方按照其单方所制定并体现其单方意志的规则来处理其与另一方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结构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其次，不能以犯罪侵犯国家利益为由将国家视为纠纷的主体。诚然，国家需要通过追诉和惩处犯罪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并实现一些内含在刑事法律内的价值目标，但国家的这种利益应当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作为纠纷主体的利益。如果说加害人和被害人可以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自私自利”地单方面争取己方的利益，国家则需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考虑整体的利益。因此，国家在对犯罪作出处理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不能推出国家是刑事纠纷主体的结论，相反，由于国家的这种利益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反而证明了国家应当超然于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纠纷主体结构。

最后，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有可能导致国家“偷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制度忽视被害人利益。如果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并以国家——加害人之间的纠纷取代加害人——被害人之间的纠纷，被害人将在失去刑事纠纷主体地位的同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边缘化。事实上，国家既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的主体必将使刑事司法制度偏离其最初的加害人——被害人的基本结构。这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可见一斑。如果说传统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的话，那么，传统刑事诉讼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以至于无论是在对抗性司法模式还是在公力合作模式中，被害人都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弃儿。[4]

刑事纠纷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那么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刑事纠纷？笔者认为，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不存在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考虑到被害人一方面的缺失将导致刑事纠纷结构上的解体，从而使研究刑事纠纷的目的——解决刑事纠纷失去了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理论上归类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侵犯了某些具体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而产生了具体的被害人时，则会产生相应的刑事纠纷。另外，在一些危害特定区域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犯罪中，例如纵火、投毒等等，由于其侵犯的是特定范围内个体的利益，因此也有刑事纠纷存在。

（三）刑事纠纷是单一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种类日益增多。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数量角度来说，犯罪逐渐从最原初的一个加害人和一个被害人的形式发展出一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或一个被害人多个加害人的形式，甚至多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的形式。对于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的犯罪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的情况，刑事纠纷与犯罪则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犯罪可以对应多个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考虑到刑事纠纷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多名加害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同加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即使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被害人对不同的加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觉进而产生不一样的刑事纠纷。在被害人多人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有效解决纠纷的角度，将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视为一个整体并作为刑事纠纷的主体是不科学的，刑事纠纷是指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